1998年是周恩来诞生100周年，国内出版了大量关于纪念周恩来的著作。但一些著作把“中美建交”中的周恩来总理写得“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似乎是过于轻松了。好像中美建交就是茅台酒加烤鸭，水到渠成。
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不真实。
谈判是不流血的战争。
两个彼此对抗了20余年的大国要突然走到一起来握手那是十分不容易的。
我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亨利·基辛格的《基辛格回忆录》里专门有一个章节，叫“在杭州爆发的一场冲突”。
这场“杭州冲突”就发生在刘庄。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大为恼火，竟然穿着内衣就在杭州美丽的宾馆里大发雷霆。”
凡是读过《基辛格回忆录》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这位前美国国务卿记事之真实。比如基辛格很欣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名言，他就毫不客气地嘲讽自己的总统说：“这句美丽的诗句到了尼克松嘴里竟变成了一句平淡无味的话。”因为尼克松游览西湖时居然把如此美景仅仅说成“真像是一张明信片”。
诚然基辛格也谈到了茅台酒和烤鸭，但读来只能使人加倍地感到这场谈判对双方来说都十分艰苦。
比如茅台酒，基辛格说：“我们喝的是茅台酒，在我看来，这么厉害的饮料没有当作飞机燃料使用，只是因为它太容易燃烧了。我有生动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要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说明此酒的厉害。他把一瓶茅台酒倒进一只碗里，然后把它点着。使他大为惊骇的是，火怎么也灭不了；碗给烧得炸开了，冒着火焰的茅台流了满桌。这个美国的第一家庭慌了手脚，经过合力抢救才把火扑灭，免除了一场国家的悲剧。”
基辛格说中美会谈的全过程中“每晚都有这样的晚宴”，“宴席上的每个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诚然，中国的茅台酒攻势是有效果的，因为离开刘庄第二天飞往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时，尼克松的祝酒词在基辛格听来似乎也认为讲过了头。基辛格批评尼克松“讲出听起来好像要和中国缔结军事防御联盟之类的话（尼克松说：‘我们和中国人在一起，我们美国人献身于这一原则：外国统治，外国占领，再也不能降临这个城市或者中国的任何部分，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独立国家。’）幸好这个时候，记者们自己也喝得差不多了。”
至于烤鸭，基辛格这样写道，“1971年的7月7日双方在北京会谈”达成默契。可第二天，周恩来就“声色俱厉”地问他：“既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总统的访问到底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说：“我也同样坚定地予以回驳。”甚至“毫不客气地逐点予以回驳。”
此时，周恩来总理打断他的话说：“鸭子就要凉了。”
但是，吃过烤鸭后，基辛格说：“我继续进行反驳。”
烤鸭仅仅是道具。虽然在基辛格返美登机时周总理又在机场送了他两只刚出炉的烤鸭。
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中美双方的会谈曾经有过“几乎没有中断过的24小时会议”，一直工作到早晨的8点10分，周恩来和基辛格还在“润色文字”。基辛格说的“润色”实在可以读作“讨价还价”。
周恩来曾和基辛格花了15个小时磋商《上海公报》。基辛格拿出了他和他的助手起草的《公报》草稿，这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基辛格回忆说：“总理一反常态，作了一小时用词严厉的讲话———他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他宣布，我们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把根本性分歧摆出来，否则，措词就会具有一种‘不真实的外貌’……”
“周恩来说，他将提出一个草稿来。”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大批随行人员抵达北京。
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和自己时也反驳过他们。此后的4天里，基辛格花了大约22个小时，“同中国官员解决《公报》中的问题”。
基辛格说：“在飞往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他们没有参加起草的《公报》。我们刚到杭州，罗杰斯国务卿就交出了一份他的工作人员准备的修改意见，内容十分繁琐。”在刘庄仅仅住一天，这一天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的2月26日。27日尼克松一行223人———其中包括庞大的美国记者团和各国记者———将飞赴上海，议程已决定于28日在上海向全世界发布《中美上海公报》。
26日12时50分，专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吃午饭还得抓紧。时间表上写着，下午3时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行游览杭州著名景点“花港观鱼”，接着还要乘船游西湖。而尼克松夫人还要单独去拜访灵隐寺。晚上，还有浙江的东道主，当时的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尼克松从美国带来4棵加利福尼亚红杉树苗赠送给毛主席，中方决定都种在杭州。其中一棵就商定种在“花港”公园的牡丹亭侧，由周总理和尼克松共同出席种树仪式。
当时在刘庄陪同尼克松一行的唐龙彬（后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回忆说，下午3时，尼克松一行从刘庄出发，而周总理一行从另一住地出发，到“花港观鱼”汇合。可是尼克松一行进了花港公园却找不到周总理。花港公园共有东、南、西三个大门，笔者估计是因不熟悉情况，双方没有说定在哪一个门汇合，因此各进一门，再加上此公园很大，故此互相找不到了。唐说：“由于我方安排上的问题和有关主管人员未能提前到达汇合地点，双方的陪同人员联络一时脱节，报话机也失去作用，使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公园里相互找了好几分钟，当时中美双方官员感到焦急万分，美方安全人员更为惊慌失措，这场“游戏”一直等有关人员赶到现场后才告结束。周总理与尼克松见面后相互哈哈大笑。这是访问中的一个纰漏。”唐龙彬的回忆文章里有一个小标题就叫“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面对面而坐，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会谈时，美方人员商量问题全部是到院子里边散步边谈。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量问题，即使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也要把收音机打开，以防有人偷听。”一天下午，美方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了英文的新华社新闻稿封面上印着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美方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意见”。
这些细节都说明双方都比较戒备。尼克松在杭州的时间表上被排得满满的，而他又是主宾无法分身。此刻在刘庄他又突然接到了中方的《公报》文本，而且据说是在刚才的飞机上转送的，一切都使他措手不及，他怎么能不对美国国务院的随行人员“大发雷霆”呢？
当时，基辛格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直属尼克松总统的白宫领导。而在此之前白宫已经与国务院发生了较激烈的矛盾，尼克松和基辛格甚至在此之前出访时要故意支开国务院的翻译，省得他把情况通到国务院去。尼克松总统正逐渐采取措施把制定外交策略的大权转移到白宫来。（果然在次年基辛格就取代罗杰斯担任了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录说，当时，中方显然知道“白宫与雾谷”＜即国务院＞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且，这从28日在上海，中美发布《联合公报》时尼克松的讲话也可以看出些端倪。尼克松事先是有书面讲话稿的，唐闻生任翻译。可尼克松讲话时却把稿子一放，改为即席演讲，很可能讲话稿中有某些观点是国务院坚持放进去的，而尼克松却感到反感。
显然在刘庄美方将不得不作出某种让步，而这又是他们极不情愿的。大家只要读一下尼克松在访华前发表的那一番演说，他曾坚决地说过，他“绝不会抛弃他的的政治盟友”的，就可以明白许多。基辛格分析尼克松发怒的原因说：“他怕右翼攻击《公报》。国务院对美国的让步感到不愉快这一点，如果泄露出去，很可能成为触发这种攻击的扳机。尼克松也懂得，在中国人已经获悉他同意《公报》后，如果重新提出讨论，很可能使他此行变得不愉快。”以至于尼克松在刘庄恨恨地说要“收拾一下”他自己的国务院。
于是基辛格向总统建议，“晚餐后我去试试看。如果中国人坚持现在的草稿，我们将别无选择，只有遵守我们承担的义务。”一时间又是变得剑拔弩张。
2月26日的刘庄之夜是极不平静的。
这一夜中美双方会谈的地点被安排在今日西湖国宾馆（刘庄）一号楼的八角亭。这个八角亭几面均有大玻璃窗临湖，但面积很小，仅约15平方米，里面只能放下6张单人沙发，围成一圈，以便谈话。
中华书局《浙江省外事志》第291页仅用一句话记述了这个不眠之夜：“宴会后直到次日凌晨，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继续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文本作最后商定。”
27日的凌晨，乔冠华这个“五四”时代就崭露头角的盐城才子终于下完了他外交生涯中最难下的一盘棋。乔冠华英语娴熟，博古通今，而且与总理一样，酒量惊人。他是周恩来安排的中美刘庄会谈的中方擂主。这一夜刘庄和北京开通了热线。周恩来没有睡，北京的毛泽东也没有睡。乔冠华随时将情况向总理报告，总理在刘庄立刻用电话请示毛主席。天亮了，常被毛泽东戏称为“乔老爷”的乔冠华依然是风度翩翩，毫无倦容。他没有打电话，而是快步去找总理。他轻声说：“都办妥了！”。
周总理只用了一个夸奖的眼神，与他使劲握了一下手，便健步向八角亭走去。
一个小时后，《中美联合公报》便在这小小的八角亭里草签了。2月28日，中美双方大队人马全部都已赶到了上海。从全世界赶来的数百名记者的闪光灯一齐闪亮，《中美联合公报》终于产生了。这个公报对于当时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不啻于是一场12级地震。西方世界封锁中国的神话就此破灭！刘庄，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史上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这是它的故主刘学询永远也不会想到的。然而这却是刘庄最大的光荣。
（摘自《刘庄百年》，罗以民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